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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龙昌坤，因患癌症，在距他六十岁生日还差68天的时候病逝于长沙。

想到我的父亲，我就有一种负罪感。他退休没几年，还没等到我们做子女的给他尽孝道，就过早的去世了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对不起他。

我父亲在对我们兄弟俩，在教育上是非常严苛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。在礼节上也是如此，不管去哪里，必须告诉家人，得到家人同意才能出去。回来，也必须让家人知道。进家门时，如果家里有客人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必须向客人打招呼后才能去做别的事。去到别人家，也要按辈分称呼别人，说明自己的来意，不能像做贼似的来无影去无踪。教导我们要尊敬老师，尊敬长辈。还经常嘱咐我们，是自己的东西要保管好，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，爱护公共财产要像爱护自己的玩具一样。跟朋友一起玩时，要照顾好比自己小的朋友，不能欺负小的，也不能使他们受到伤害。

由于过去我家困难，我父亲没能受到好的教育，所以他希望我和我的弟弟能受到很好的教育，经常跟我们说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，家里的活从来不用我们兄弟俩干。从1975年开始，我就跟随父亲在铁路工地上，直到我读完高中。铁路建设单位是一个流动的单位，总是干完一个地方又搬到另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经常转学，在一个学校读不了几年，又得转到新的地方去读。但不管到哪里，我父亲都会想办法让我进当地最好的学校，进最好的班级。不管他有多困难，只要是我学习上需要，他什么都可以为我买。

但我却是个不成器的孩子，我太好玩，有时候玩着玩着就忘了去上课。因为我父亲常叮嘱我不能惹事，所以我从不主动去招惹别人，但在我的内心里，我又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，所以，一旦有人招惹我，我会竭力一战，而且是痛下杀手。结果往往是对方被我打伤，我父亲去赔礼道歉、赔医药费。为了逃课，为了打架，我没少被父亲罚跪，也没少被父亲毒打。

虽然父亲生气的时候打我，而且打得很残酷，但我知道，他是爱我的，他是恨铁不成钢。有什么好吃的他都会留给我吃，买什么都想着先给我买。在我们村里，我在同龄人里，是第一个穿皮鞋的，是有玩具和连环画最多的。直到我上高中，我父亲一直保持着每晚为我盖好被子才去睡觉的习惯。

我从部队退伍回来后，被聘在公安派出所做协警，干了七年，是公安局第五支部的书记，但因没有指标，一直转不了正。我父亲想办法把我搞进他们单位（中国中铁）做了协议工，我凭着自己刻苦钻研和努力工作，不到一个月，我就当了大工班的班长。年终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，我又被评为全局优秀党员。刚好第二年有转正指标，我被破格转了正，当年，我就做了施工员。

我弟跟我一样，既好玩，又爱打架，初三没毕业就不想读书了。当时我在部队，我父亲在给我的信上说，我弟这样不行，得想法让他继续读书，不然他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父亲说，他准备找个最累最苦的活给我弟干，让他知道干活的辛苦，说不定他会回去继续读书。但这样，可能我弟会因此而恨他。不久，我父亲找了个房建工地，让我弟去给工地挑砖（那时提升架、塔机这些还没普及）。我弟干了几个月，从一楼挑到七楼，挑得我弟受不了了，主动要求读书。我父亲马上联系了学校，让我弟去复读。结果我弟考上了技校，学的是接触网专业。

毕业分配时，我父亲考虑到我弟朋友多，用费大，得给他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单位。正好我们局刚成立了一个电气化分公司，就是专门做接触网的，而且工资也开得很高，我父亲就想法把我弟安排进了电气化分公司。现在我弟已经是项目副经理了。

我的父亲是1966年参加铁路工作的，干了几年的开山工，又干了几年的扒渣机司机，后来就一直干后勤管理和采购工作，直到1997年才退休。

在我的映象里，父亲特别好学。他文化不高，小学只读到四年级，但他只要有时间就看报看书，不然就练书法。虽然他不会写文章，但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，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好多大字报都是他写的。他的算盘也打得很熟练（那时还没有计算器）。他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，从来都是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的。工人们有个习惯，每逢天气晴朗，吃过晚饭，总要三三两两的出去散步（当时，一个工程队只有一台电视机），我的父亲也不例外。吃过晚饭，他和他的一些工友总要带着我出去走走。但每次都是人家要走了，他还在食堂里忙，要么是收拾东西，要么是回笼当天的饭菜票，他的工友三番五次的叫他，他总是要把活干完才走。

那时候的工程队，每个队都是一两百人。食堂的库房里总是放有卤好的东西，卤排骨，卤猪蹄，卤猪肘，卤猪尾巴，卤鸭，卤蛋……很多很多，而且是什么时候都有。我那时特别喜欢吃卤猪尾巴，每次吃饭我都要吃一根，可是我父亲总是要我先将菜票交给炊事员，才拿卤猪尾巴给我。

我父亲干了二十多年的后勤管理和采购工作，不但从没有亏损过，而且食堂的主副食经常花样翻新，工人们打饭时总是高高兴兴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父亲从老家探亲回来，当晚就有工人到我父亲我们住的宿舍里聊天。当时我坐在我父亲的办公桌前做作业，他们的谈话我听得很清楚。除去一些闲聊的话，他们主要告诉我父亲，他回家探亲这一个多月，队里的伙食搞得太差了，菜的品种单调不说，份量也不够，味道也差了很多。第二天我去食堂吃饭，亲身经历的确如那些工人所说。第三天，我父亲召集厨师开了个会，对炊事班进行了一些调整，情况马上就有了好转。

我父亲他们那时候工资不高，我家就我父亲一个人挣钱，加上我的花消较大，他每月基本上没有什么余款。但我父亲那时候既管食堂又负责采买，包里经常不断钱和粮票。每次我妈写信要他寄粮票和钱时，他总是低三下四地去跟同事借来寄给我妈，等发了工资再还给同事。有一次我见他借了几个都没借到，就建议他先用包里的公款。他听后郑重的对我说："什么是公款？公款就是公家的款，它的用途是公事。不管是多还是少，它都不属于掌管公款的个人，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动用公款。这你一定要记住，而且要记一辈子！"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与他一起参加工作的相继退休了。他的同行们（同样搞采购的）退休后在城里买门面买住房，最差的也能回老家翻新改建自己的老住房。可我的父亲，他竟连第一批集资建房的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。临到他2002年病重住院，还是我带去的几千块，再加上我去单位预支的一万块，才给他结清了医院的住院费。

1994年7月，我的大女儿多吉已经有一岁零两个月了。当时我和我爱人都在上班，没办法带她，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家里，工作不忙的时候，就抽空回去看看她，忙的时候就只能等到我们下班才能跟她在一起。

我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自己亲自从长沙过来，把我女儿接到了长沙，帮着我们照看。我父亲送我女儿上托儿所、幼儿园，还给她报舞蹈培训班，对我女儿进行了几年系统的舞蹈培训。

我女儿上小学后，我父亲每天六点叫我女儿起床练舞蹈基本功，然后亲自将她送到学校，放学又亲自到学校把我女儿接回家。周末还给我女儿报了奥数班。每到周末，他亲自带着我女儿去奥数班上课，下了课又带着我女儿到长沙的各个景点去玩。还给我女儿买了练功的地垫、看书用的小台灯，看到我女儿羡慕别人家的孩子玩滑板车，我父亲又给我女儿买滑板车。总之，别的孩子有的玩具，他都给我女儿买有。我女儿的数学差，他就请人辅导我女儿的数学。直到他病重住院和临终前，他一直都在关心着我女儿的成长和进步。

父亲他走了。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债务，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财产，但他把对家人的爱和责任、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、对工作的敬业和执着、对道德的坚守和传承深深的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，同时，他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清白的名声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