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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记忆里有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场景，《东方红》的乐曲把人们从睡梦中叫醒，煤油灯下孩子们做作业，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，尤其是那些被人们淡忘了的女红活。

每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在灯下做作业，耳边总是响起“嗡嗡嗡”的声音，有节奏地高高低低，像催眠曲把我带到梦乡。那是隔壁楼阁上七奶奶在纺线。

一架木头和竹子构成的纺车，右边圆，中间三角形，左边是直铁细棒，成了我记忆中最立体的几何图。七奶奶左手捻着棉条，右手握着摇柄，舒展着身子，如白鹤亮翅，随着右边轮子的转动，左手上来下去，下去上来，像魔术师的手，把那根粗粗的棉条化作细细的棉线。棉线缠绕在细细的铁棒上，渐渐变胖，胖成一个纺锤形，七奶奶才慢悠悠地将棉穗子卸下来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小脚的七奶奶纺了多少线，谁也没有为她算过。我只是好奇，七奶奶纺的线去哪儿了？

后来我真的看见那一穗一穗的线了，它们就插在慧娣姑姑的织布机上。慧娣姑年长我十二岁，留着两条很长很长的辫子，两腮圆鼓鼓的，整天笑眯眯的。她的两个姐姐都种地，父亲不想让自己的小姑娘再种地，便让她学一门手艺，最终选择了织布。很快，一架比成人还高的织布机被安装在慧娣姑姑家的堂屋里，跟着织布机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位矮矮的男人，大家叫他“卜师傅”。以后的每一天，“刮嗒刮嗒”的声响不断。我们经常围着织布机看，看慧娣姑姑上穗子，定线，向前向后推，向左向右排，看那些白布从织布机上一点一点地变宽变长，觉得无比地神奇。后来读到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时，我眼前总是浮现出慧娣姑姑织布的样子。到了严冬，我钻进被窝，那粗糙的被单里夹是那样的暖和，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家织布”。而夏天时，慧娣姑姑的父亲身上穿着的短褂也是“家织布”的，不吸身，透气，就是有点糙。

小时候最喜欢下雨天，下雨天大人就不能到地里干活了。下雨天的下午，奶奶们在小方桌上卷棉条，把打好了的棉花薄薄地摊在桌子上，摊成圆的，再弄一根芦苇棒把棉花卷起来，最后把棒抽出，一根棉条就算完工。年轻的姑娘媳妇们一般都在纳鞋底。她们边纳边聊，东家长西家短，有一搭没一搭，更多的时候都是在比谁纳的鞋底好看，横成行，竖成列，以致后来我看一田的秧苗会想到她们手中的鞋底，看满操场站着的学生，也会让我想起她们手中的鞋底。再后来的下雨天，围坐的姑娘媳妇大多在织毛衣，中间一定还有一个我，有时还会用钩针钩帽子袜子。

那个年代，外面很少有衣服买，大多是请裁缝做衣服。一个裁缝往往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做，这家做了到那家，一家一般都要做到一两天。老人的孩子的，最后才轮到当家的。我的父亲也不想让我一直做一个农民，让我二伯在上海为我买了一辆蝴蝶牌缝纫机，让我跟我的一个堂叔学裁缝。

学徒的日子也不容易，堂叔家的农活必须干，还要走村串户为他卖那些廉价的衣服，甚至还要去帮他进货。一年多的学徒，我学会了缝衣服，学会了裁衣服，还学会了盘纽扣，但我最终还是没能上门为人家做衣服，只能去服装厂做活，给自己家人做衣服。总之，我没有成为一个裁缝。

七奶奶的纺车、慧娣姑姑的织布机，还有我的缝纫机，都随着时间远去了，但我庆幸，我经历了这些！